榆林作为一种文化，早已被人们提及，但要以此打造文化产业，才刚刚为人们所关注。在此之前，榆林文化一向是被纳入陕北（榆林、延安）文化概念的，而且是作为陕北文化的核心层而被人们推崇的。当然，这是就陕北传统文化而言的，如果就近现代文化来说，延安的红色文化那是全国没能比匹的。现在要将榆林文化单独分开来看，它的很多文化看点还需要我们重新观照和再次挖掘。尤其就文化产业的特有属性而言，更需要深入内里，确立能够承载榆林文化产业的精神框架支体，方能特立独出，打造出真正符合榆林文化内质的产业实体来。
选择唯一性 打造垄断性
文化拒绝重复。人无我有，是我们榆林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础。唯一性是我们进入文化产业的前提。
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匈奴王都——统万城
曾有多少人发问，匈奴到哪里去了，这个曾和汉民族屡屡纠缠，成为我们最具威胁性和强悍的异民族，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不知何之了。尤其在高建群先生《最后一个匈奴》畅销小说及《大汉帝国》等电视剧呼啸叫座的今天，“匈奴”这个品牌持续地闪亮。
这个品牌的特点有：其一，异民族性。“骑高头大马，挎皮囊扁壶，留三撮毛发”，住毡蓬，着皮衣，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尚武，纵性，甚至野蛮、狂荡。与我们汉民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其二，帝王都城的宏大、坚固、雄魄。斯时，匈奴王赫连勃勃统兵数万，厮杀千里，然未有遭遇如此之美景，他不胜唏嘘，登高而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一声令下，“征调十万民工，历时六年而就”，不惜耗时费力。“蒸土筑之，锥入一寸，即杀作者并筑之”的坚实厚硬。“千榭连隅，万阁接屏”的广博与豪华，可想而知也。其三，统万城离延安、银川、鄂尔多斯都只有100多公里。南可接延安红色之旅的客人体验异民族风情，西可拉西夏王陵的游客接续少数民族王都的豪奢与大气，北可纳成吉思汗陵的行旅之人见识白城子在沙漠之上的雄视高古。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保存下来的匈奴王都了。匈奴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白城子”。幸哉，乐哉。
以上这些，足以构成统万城为榆林文化产业的龙头老大和精点品牌。
“东方红”的文化影响力等同于“中国制造”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东方红”，也没有人不会唱“东方红”，但很少有人追问“东方红”诞生于什么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东方红”竟然是一首民歌。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一睁眼能听到的歌是“东方红”，一开会必唱的歌是“东方红”，上学教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1971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是代表国人向世界发出的“最普遍声音”。在国人眼里，它成了比国歌还国歌的中国之歌。
这个品牌已经不是国内知名品牌，而是国际知名品牌。品牌的影响力是文化创意的终极资源。我们不需要再行宣传，我们只需要发掘它的原始制作过程——当李有源掮着一副桶担在初冬的早晨走往县城的路上，忽然看见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他心底的热能和太阳的热能汇聚在一起，即兴吼出了那一嗓子——东方那个红，太阳那个升。
它的惊奇点就在于这个经典歌曲的创作者，不是留洋回来的洋博士，也不是音乐院校毕业的学院派，他就是一个头包三道道蓝羊肚子手巾的地道陕北老汉。也没有三年五年挖空心思的酝酿，也没有吃不下睡不香的构思，完全是即兴而出，但是发自内心的切身感受。语言很平凡，见景而生情，睹物而发思。
但这毕竟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现象。尽管我们竭力呼吁陕北民歌的继续振兴，但文化土壤以及文化观众的稀薄和贫瘠，已经非人力所能挽救。可文化是永远不老的，且越老越富魅力感。我们现在且就以传统文化的心态去打造它。我们不妨在张家庄（李有源的故乡）上塑一尊铜像——李有源掮一副桶担行走而歌的形象，让人们实地体验这首歌的创作情景。而后扩建李有源墓地，挖掘“东方红”的一系列后续现象：毛泽东像及像章背景光芒四射的红太阳（“东方红，太阳升”意象的衍生），“东方红”大型音乐史诗……无穷而尽，就是一个“东方红陈列馆”。
由此而及，在隔山相望的吴堡县张家鄢，有张天恩赶着头戴红脑缨的走头头骡子驮队唱出的《赶牲灵》，再沿无定河顺流而上，现在依然能见到当年的“凤英”以及敷演了那段历史的《三十里铺》……以此，演绎一曲陕北民歌大串接文化现象。
闯遍天下的“闯字旗”——榆林唯一的帝王
自大顺王朝建立以至灭亡，李自成就成了一个世人说不尽的人物。它的亮点是：第一，他是推翻了明王朝的一代农民帝王（一代枭雄），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顺王朝，进西安，入北京，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算得上一代王朝。之所以未进入正史，是中国正统观念作祟的结果。第二，“闯字旗”插遍天下，作为一个农民，他敢于闯，闯西安，闯北京，闯下了自己的天下，无所畏惧，勇于担当。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闯”，李自成是闯天下、闯江山，我们现在是闯事业、闯财富。民国时期，米脂的婆姨敢于闯天下，就是继承了李自成的精神。第三，功过相伴，教训深刻。狗熊扳包谷，只顾闯天下，不顾建立根据地，失败是必然的。第四，毛泽东语录“陕人的光荣”、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都为李自成的闪亮披上了再度辉煌的光环。第五，李自成行宫作为当年的建筑物，不是一般大户人家像“姜氏庄园”“常氏庄园”所能比匹的，它是帝王行宫。其构架之宏伟、建筑之豪华，非大户人家可比。马鞍山也因此而改名“盘龙山”。
开发我们原本就有的动漫产业中国的动漫，古已有之，像皮影戏。陕北的动漫也早就有。动漫是人的夸张变形的“物化”，又是对动物、物体夸张变形的“人化”。我以为，我们陕北的剪纸和石刻，原本就是动漫，只需我们开发就可以了。
动漫既有形象代言画，又有故事动画片。形象代言画，我们的剪纸和石刻就够了。只是动画片需要我们连缀故事和延伸情节而已。
我们的榆林剪纸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题材，这些题材里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故事。如“蛇盘兔”，它的含义本身是寓言性的，“蛇盘兔，一生富，万事如意两勾住。”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属相有关，十二属相又是人类对大自然里十二种与人有密切关系的动物相互纠缠而阐释其关系的。还有如“马上封猴”，它是取谐音语意，这里，我们猜想，一个女人剪了一幅“马上封猴”的剪纸贴在窗上，不久，丈夫升官并加爵了，以后的人们就依样画葫芦来表达自己的期盼和愿望。还可能是丈夫升官了，她剪了一幅“马上封猴”的剪纸贴在窗户上，一来炫耀，二来是取意吉祥。如此而越传越广。这就是故事了，就可以当动漫的题材了。
我们的炕头石狮，在演变为小孩子的保护神过程中，本身就是文化内涵很深的故事。陕北讲究小孩不足12岁时魂魄是不全的，或到庙宇求神灵保佑，或到神官处求保锁，或找一个干爹干妈代为保护，或叫一个不雅不洁的名字反意保佑，大多数人家是用一个炕头石狮借以保佑。起初，这个石狮可能只是为了束缚小孩不要乱动以免跌撞的，后来，万物有灵升华为神灵而充当了保护神。在这个守护过程中，它和陕北普遍认可的专掐小孩的“瘫脚子”和“毛鬼神”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最终战胜了这两个鬼神，树立了它的形象。这本身就是动画片题材，稍加扩展和演绎就是动画片。
这是其它各地的动漫所永远不会有的，是陕北唯一的。
差异化发展 错位性竞争
文化的唯一性，是个性；差异性才是共性。我们在创意文化产业时就应存同求异，以错位性的竞争方式胜出。
与延安的红色文化错位发展延安的红色文化是点，是屯驻，是中央机关以及各个附属机关（像鲁艺、中央大礼堂、解放日报社）的驻扎地。主要看点，基本局囿在延安。榆林红色文化的特点是面、是转战、是游动，不固定于一处，而是点多面广。像杨家沟、小河、神泉堡、袁家沟等等。杨家沟是解放战争的决策地，是西北战场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点，是中央机关离开陕北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是陕北人民包括地主老财对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典型示范村，是中西合璧住宅在中国农村的试验点。小河村是毛主席两进两出两度居住共47天的地方，是确定解放战争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地。最值得一提的是袁家沟，提起诗人毛泽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沁园春·雪》，这首词就是在这个小山村里写成的。这首词不仅写得合辙合规，形式上无可挑剔，更是表征了诗人豪迈雄浑气度无量的胸襟。这首词曾让山城重庆慌作一团，蒋介石动员了一批词人填词，想盖过毛泽东，然而一切皆为徒劳。这首词还传达出了真正的“北国风光”，当这个湖南伢子来到陕北后，被这里的“北国风光”震撼了，尤其是雪后的“千里冰封”“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着实让他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自豪和骄傲。还有一个亮点是，这个小山村竟出过4个省委书记的大官（也就几十年时间，出过白如冰、白栋才、赵苍壁和现在依然在任的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中国人普遍认同风水地理的意识中，这个小山村的神秘性更是局外人想一探究竟的所在了。
延安的特色是集中，节省时间，批量观瞻；缺憾是，三山两河，拥挤累积，看得人喘不过气来。榆林的特色是分散，杨家沟顺便可看财主庄园群落，小河可看大漠孤烟直，袁家沟登塬可眺黄河的“顿失滔滔”；缺憾是，距离跨度大，费时且费力。然而，优点会因人而发生变异，缺憾会因时而转为机遇。
与宝鸡及山西的场馆建设错位发展宝鸡最有名的是青铜器馆。人家坐拥周朝，稍不留神，一镢头下去，就会露出一尊斑驳的青铜残器来。我们的青铜器也有特色，但无论如何比不上宝鸡。可我们有东汉画像石，这在全省是唯一。我们区别于山东、四川汉画像石的是在用材上，是砂石；在表现内容上具有农耕性，最典型的“二牛抬杠拉犁”“农耕图”是对陕北农业生活的真实记录。还区别于河南山东等地的是有表现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牵驮图”“驯象图”等。二是在形式上采用阳刻减地、阳刻加阴线、阳刻加墨线等几种手法将浮雕与线描揉合于一体。我们现在的馆太小，也未分区。应办成榆林第一馆，而且将具有代表性的绥德、米脂、神木大保当馆区分开来。一馆三分，三馆并一馆。同时，应复原一些典型的墓葬原址，如王得元墓等。
山西曾建有煤炭博物馆，但现代采煤技术几乎是空白。我们应在神木大柳塔设煤炭博物馆，将煤炭的历史、煤质的分类，尤其是机械化采煤技术用现代科技的声光电技术将国内国际特别是大柳塔矿采掘现场复制出来，让人们在参观现代煤都的同时，再深层次全方位地感知煤炭博物馆。
与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错位竞争，发展以镇北台为主的长城产业
长城的景点是“三关一台”，现在火了“三关”，独独冷落了一台——镇北台。为什么？看长城的奇险葱翠应在八达岭，看长城的苍凉浑黄戈壁雄峻在嘉峪关，看长城的海岛耸峙汪洋奇崛在山海关。而到我们的镇北台理应看的是大漠狼烟塞外崛拔。看点应在沙漠、狼烟和烽火，还有款贡城、易马城及绵延沙海里的长城，以及三十六堡。
长城隔断了关内与关外的接触，但人们的交往和市场意识是“墙”隔不断的，上层在款贡城做交易，下层在易马城做交易。人们蹲在长城墙根底做买卖，而且是蒙汉两个民族的交易。这是一种历史悖背和双重反向思维。但与现在的和谐主题恰好相吻而合。所以，恢复款贡城与易马城，刻不容缓。
还可开设夜晚登台游，镇北台是观察哨所，观察什么，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离远看不见，看烽燧。夜间放火叫“烽”，白天燃烟叫“燧”。拟在十八墩处夜 晚以灯代火，白天设置现代科技手段模拟燃“燧”，让游人在台上实体感受当时台上的观察情景。
修复开辟明长城延绥镇上的三十六堡，首先恢复与镇北台相近的保宁堡、常乐堡、建安堡、双山堡、归德堡、高家堡等。这些堡本身就有特色，如归德堡以桥名，保宁堡以老秧歌名，高家堡以城廓保留完整名，波罗堡因极富影视拍摄点而名……以此连缀长城的整体感和绵延感以及真正的军事感。
与黄河上游、下游错位竞争，发展晋陕大峡谷的黄河产业
黄河流至晋陕，左带吕梁，右襟陕北，深切黄土之中，谷深在100米以上。流域面积占黄河15%，来沙量却占黄河的56%，真正的“黄”由此而成。峡谷里，水与石的较量成就了百里画廊——晋陕大峡谷。
峡谷也因之阻挡了我们对它的认识。近年来，我们不断发现，在榆林境内，吴堡县拐上村的大石碛（对面是山西碛口镇）已形成初具规模的旅游点，清涧县玉家河镇舍峪里村的“天下第一湾”（比乾坤湾还具观赏价值，对面是山西石楼县辛关镇，华国峰同志题词“黄河奇湾”）。还应该有很多未发现的新景观。
我们只说佳县一段。白云山因为宗教元素已成我市最大的旅游景点，借助白云山，我们可以捆绑消费打造木头峪窑洞群落建筑，可以连带观赏沿黄枣林自然带，可以体验九月红枣采摘快乐。开发黄河漂流游，船上有老艄公，艄婆摇船，边摇边唱“黄河船夫曲”，晚上夜宿《船夫曲》的创作者李思命的家乡佳县螅镇荷叶坪村，看陕北大秧歌，参与陕北搬水船，再现当年李思命生活的历史场景。
与杨家历史遗址错位竞争，发展以“故事”为主的杨家城产业
杨家将的历史遗址，有山西代县城里的钟鼓楼，门楼正面背面分别悬挂“威震三关”“声闻四达”的牌匾，传说这是为纪念杨家将而流传到今天的一处遗迹。还有雁门关下，有一个以杨家祠堂而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1000多人，一多半为杨家后代。
而杨家城毕竟是杨家将的祖居地。
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突出一个“忠”字，忠在代代相传上，父亲倒在战场上，儿子上去了，儿子倒下了，孙子上去了，儿孙都倒下了，女儿媳妇站出来了；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继承遗志继续战斗。真正的一门忠烈。尤其那个佘太君，比《红楼梦》里的老太太更让民间喜欢。这些“故事”由于传播广情节真，就像三国故事一样，人们宁愿信《三国演义》，而不愿理《三国志》。我们就应在“故事”上做文章，“故事”带有虚构性，“故事”还可以继续演绎，客人们愿沉浸在故事里看杨家城。我们应该在“故事”的基础上打造杨家将实体剧，让观众滞留在夜晚里，回到杨家将的故事里去沉醉想象。
这个遗址的另一个创意点在范仲淹及其《麟州秋词》上，这个文化人兼政治家军事家的人物和杨家城连在一起，是他对陌生文化“羌管悠悠霜满地”发生了共鸣，也是自我慨叹“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个人曾因《岳阳楼记》让湖南岳阳的文化产业大赚了一把，这个人在杨家城的出现，是神木的福祉。
遗址里还发现了距今千年的杨业手植柏，这是继黄陵黄帝手植柏和晋祠周代手植柏的中华第三手植柏。千年虬枝，盘曲苍劲，依然葱郁。
总之，榆林，就是榆林。相区别于陕南生态，红色延安，关中人文，我们应唱出“边塞榆林，黄土风情”的文化产业大牌。
中心区位带动效应的大手笔——恢复明清榆林古城
榆林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必须起到文化产业的中心引领作用。镇北台、红石峡之所以火不起来，与缺乏中心品牌的引领作用有很大关系。
榆林古城恢复是一个大手笔，也是一个大工程。我是有感于山西大同市重建古城（5年时间，投资100亿元），山东枣庄市恢复台儿庄古城（5年时间，投资10亿元）。大同、枣庄都是煤城，都面临着“煤尽城衰”的现状，而且，他们的初期修复已明显看到收益。榆林古城的修复已初见端倪，但离全方位大面积全景观修复尚有一定距离。
我以为，榆林城值得修复的理由有：第一，榆林古城历史悠久，地势险要，文化底蕴深厚，“三拓榆阳”既是军事榆林的需要，也是生态榆林的无奈选择。第二，榆林城墙坚固厚实，“顶宽三丈，底宽五丈，高三丈六尺”，其高度约合12米，超过北京的城墙11.6米，和西安城墙高度12米相当。第三，榆林古城巷陌纵横，棋盘分布，共有95条巷子，巷道名称文化内涵丰富，如曹辣肉巷、李学士巷、砂锅巷、豆腐巷、吕二狮巷等。一个巷子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本书。第四，老城寺庙堆积，最繁盛时，计有庙宇50多座，有文庙、武庙、龙王庙、文昌宫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宗教崇拜类型。庙宇是集文化、建筑、民俗、风情为一体的最能展现地域文化的载体。第五，老城四合院的“小北京”微缩。现在尚保存千余座，保存较完整的700余座。典型的有建于明代的挂面市巷1号王家院、胜利上巷5号任家院、田丰年巷1号院等。这些院落的主人或是京城贬谪的官员，或是南方北上做官的大员，或是本土仕进京城的学士，他们代表了各个地方的不同文化，他们本身的奋斗就是一部历史。第六，立于康熙十四年（1670）的康熙亲笔题写的“两守孤城，千秋忠勇”的御碑厅（原立于南门外的榆阳桥东，文革期间被毁）。一代帝王亲幸榆林，并有亲笔御书，还留有词作《出塞》（森森万骑历驼城……）。明正德十三年十月，明武宗朱厚照渡过黄河，途经府谷，来到榆林，乐而不返，在凯歌楼上驻跸三月，并纳榆林总兵戴钦之女为妃。一座古城，与两个帝王连在一起，实属罕见。第七，南塔北台，六楼骑街。这是最典型的。楼宇建筑年代不同，建筑风格各异；其上，或宗教、或生祠、或牌匾，都是文化的表征。第八，字号（店铺）林立，“七十二行”俱全（“人烟臻集，店铺栉比”）。清末到民国年间，比较知名的字号就有100多家，分布在“七十二行”，如边商行、制毡行、麻绳行、毛毛匠行、银匠行等，这些恢复起来，就是陕北民俗博物馆、陕北贸易展览馆。第九，张季孪与三绝碑。1934年，张季鸾为纪念其父诞辰百年，其母忌辰30周年而立碑，其碑文由国学大师章炳麟撰文，并篆额，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挥毫，苏州集宝斋刻坊著名匠工精刻，誉称为“三绝碑”。第十，榆中之于“斌丞图书馆”和刘志丹……
现在的榆林老街虽已修葺，但除六楼骑街外，其余字号都已不似当初。且文化内涵尽失。应以特殊的减免税政策鼓励市民以恢复老字号为幸。如毡行内，可再现擀毡工艺操作，像志丹县排练的《擀毡调》一样，歌舞形式表演，收门票，收操作票。另外，政府应集中规划，鼓励扶持在老街恢复老场馆。
当然，这个工程巨大，只是设想。榆林老城的恢复定然工程浩大，但也不比大同和枣庄。因为明清老街包括六楼骑街业已初步恢复。城墙大部完好，只需修补。巷道基本存留，四合院也基本完整。四合院里的居民可不必搬迁，只需拆迁后来增加的大杂院附属设施、恢复一些门楼和影壁等大的建筑即可。
此外，还可在南部新城区兴建产业园。这样就形成，中部老城——北部镇北台、红石峡——南部产业园的三足鼎立的中心产业城。中心区一旦确立，辐射带的统万城、杨家城、李自成行宫，就可连带而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榆林不仅有能源资源，还有更为富集的文化资源。这两种资源共同聚合成榆林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能源资源产业链短，会越采越少，文化资源“朝阳灿烂”，会越掘越深。到一定时期，榆林文化的软实力定会撑起榆林经济的硬实力。因之，发展榆林文化产业正当其时，正合其宜。（龙耘）
（本文作者系市文联主席）